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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人口年龄结构有几种类型:三角形、柱形、纺锤形、倒三角形,能实现稳定可持续增长的是印度那种三角形和美国那种柱形。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是纺锤形,暂时活力还可以,但随着时间推移就会变成倒三角形,出现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严重等问题。
  新京报:为何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这种趋势是可逆的吗?一些人口低增长率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如何?
  易富贤:从理论上说老龄化是可逆的,但实际上很困难。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如下:第一,现代经济模式冲击着传统的家庭价值,生育的“精神收入”和动机下降;第二,社保制度取代家庭养老,由传统的多子多福变成多子少福;第三,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生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减少;第四,婚育年龄不断推迟,比如韩国妇女初育年龄从1974年的24岁推迟到2014年的31岁,生育的时间窗口缩小,生育缺陷率增加;第五,避孕措施和堕胎技术完备;第六,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不孕率提高了10倍,现在每七八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不孕,一方面是因为婚育年龄推迟,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方式改变;第七,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单身、丁克人群增加;第八,养孩子的成本增加。这些因素大多是难以逆转的。
  日本鼓励生育的政策有一定效果,生育率从2005年的1.25提高到2017年1.46,但增长依然缓慢。比较成功的是俄罗斯,通过恢复东正教传统文化、成立母亲基金、政府提供产假补助、为年轻人买房提供贷款等措施,生育率从1999年的1.16上升到2015年的1.78,不过2017年又降到1.62,这跟俄罗斯经济不景气有关。美国的生育率也从2007年的2.12下降到2017年的1.76。可见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纠正“人口是负担”的错误观念
  新京报: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人口红利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如何?
  易富贤: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而且中国是未富先老,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也最重。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0年的4.7%提升到2015年的10%,并将继续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不减),2000年以来比欧盟、日本还低。2016年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意生二孩,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可见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势在必行。
  新京报: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在公共政策上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易富贤:首先,要提高生育意愿或动机,需要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信奉家庭价值的人,生育动机强,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用于抚养孩子。
  第二,改革社保制。现在社保制让养幼与养老脱钩,需要改革社保制,让养老与养幼挂钩,多孩多得,让年轻人既努力“造物”,又努力“造人”,并精心“育人”。
  第三,提高养育能力。这需要降低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成本,让人养得起孩子。还需要提高男青年的就业率,韩国的生育率降至2017年的1.05,原因之一是25岁至29岁男性劳动参与率从1980年的95%降到2016年的78%,养不起家。
  第四,保护生育能力。在农业社会,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同步。但是现在有生育能力时,无养育能力;有养育能力时,丧失了生育能力。应该降低结婚年龄,并缩短学制,降低妇女初育年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初育年龄已31岁,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有效提升生育率。
  此外,我们还要开展人口危机的国情教育,纠正“人口是负担”的错误观念,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
  老龄化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新京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现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它是否会成为阻碍社会经济进步的因素?
  郑秉文:“阻碍”这个词不太准确。劳动、土地、资本是增长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土地和资本既定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减少,进而导致经济产出和财政收入减少,国家经济投入的能力降低;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提高,需要投入更多的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经济增速减缓和支出增加确实形成尖锐的矛盾。
  不过,后来人们把技术创新加入进来,并且这个要素的权重越来越大,所以,“经济进步”的含义里还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导致的产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发达国家老龄化最严重的是日本和德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在不断进步,因为技术创新导致的产出占比提高。只要有可持续性的研发投入机制,社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够跟上,那么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继续,这是人口老龄化对我们调整结构的启示。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又不是那么可怕。 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专题会议的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河间省主席、巴萨维尔瓦索市市长埃因和智利民族革新党副主席、Padre Hurtado市市长阿雷利亚诺接受新华社、深圳特区报等媒体联合采访。
  学习中国共产党执政有益经验
  “此次来深圳,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改革开放短短40年取得的惊人发展成就,这种快速、高效的发展是世界上非常少见的。”埃因说,他非常欣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包括长远的规划、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社会事务和社会矛盾等,都非常值得学习。“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发展经验和执政理念,同时,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经验,也可以使阿根廷从中获益,从而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埃因说。
  “中国在这么短时间内,领导人民摆脱贫困,让包括深圳在内的很多地方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感到非常钦佩、惊讶。”阿雷利亚诺表示,虽然中智两国相距遥远,政治体制不同,但是智利各政党应该充分了解中国当前的发展现状,结合智利实际情况学习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有益经验。
  “正如中国领导人常说的一句话‘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而中国的开放姿态又使中国的发展成就被世界所看到、认同和借鉴,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埃因认为,这种良性互动形成的潜力和影响力非常巨大。
  以开放的态度进行政党交流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专题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党代表将进行多场交流,对此,埃因和阿雷利亚诺都非常期待。
  埃因表示,作为阿根廷的执政党,共和国方案党对世界政党交流始终持开放态度,愿意和包括中共在内的世界各党进行执政理念,政治文化的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求同存异。
  阿雷利亚诺说,希望利用本次大会的机会,可以和世界上各大政党进行充分交流,交换治国理政理念。“相信我们会在宏观问题上达成共识。 同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政治制度,可能存在一定分歧,无论如何,只要交流就要有成果,产生思想火花就会对推动共同进步有很大的意义。”
  加强交流合作促进相知相亲
  冲击、震撼、学习的冲动……埃因在接受采访时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来到中国不到一天时间里的感受,认为看到了充满活力的中国。
  “阿根廷和中国相距遥远,很多民众、官员对中国不太了解,我期待通过更多像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样的平台,推动两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也使两国人民更加相知相亲,携手共创更美好的世界。”埃因说。
  阿雷利亚诺表示,对智利和中国的合作充满期待。他说,智利的投资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治安在南美大陆是最优的国家之一,智利政府非常期待中国有更多有能力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到智利投资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