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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化自信型城市群”
  清明时节,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启传统的“香市”盛会,为市民和游客呈现踏青游春、蚕花会、清明美食、民间戏曲、踏白船等众多特色民俗活动,让人们在春暖花开之际,感受江南古镇春季特色民俗之美。记者 徐昱 摄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群建设一直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虽然经济总量、交通基建等面貌一新,但文化“软实力”发展滞后,城市建设“重形失魂”,严重制约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一些专家学者呼吁,我国亟待扭转“重经济、轻文化”的城市群发展路径,培育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制,重建和复兴不同区域的“小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力,构建“文化自信型城市群”。
  文脉断裂、面孔雷同 城市个性缺失
  提起济南老火车站,是萦绕在济南市民心头的痛。这个始建于1904年的火车站曾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座日耳曼式建筑群落车站、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曾登上清华、同济的建筑类教科书,也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1992年,为扩大站场,火车站被拆除。
  济南老火车站的命运只是时下城镇化进程中历史遗迹遭受破坏、城市文脉被割断的一个缩影。此类现象在京津冀地区也在上演。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明透露,随着北京城区“摊大饼”式的向外扩张,同时天津、河北向京城靠拢发展,布局了大量的工业园区和居民小区,在北京周边形成了“铁围子”。在此过程中,此间分布的历史文化廊道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许多历史遗迹已经消失。
  据统计,全国大约有44000个古代遗址庙宇和其它文物遗迹已经消失,而仍然保存的遗迹中的1/4处在破败的维修状态。许多遗址没有得到保护,在新的建设工程中被拆除,仅陕西省就有3500多文化遗址已消失。
  一边是肆意毁坏历史遗迹,一边是热衷建高楼大厦、搬来洋建筑,导致城市“千城一面”,怪诞媚洋。许多城市都规划建有北美风情、欧陆风情的住宅社区、“特色”小镇,并冠以“洋名”:佛罗伦萨小镇、巴黎公馆、加州花园、曼哈顿广场等。
  “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混乱。”著名作家冯骥才这样评价。两院院士吴良镛也指出,个性缺失是我国城市建设的最大弊端。
  重经济、轻文化致“软硬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重视经济指标增长、硬件设施改善,而常常忽视文化建设,虽然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城市病”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更让人忧虑的是,“重经济、轻文化”发展路径导致发展失衡,严重制约着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指出,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事实上,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灵魂,在彰显城市人文特色、增强城市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可以发挥出独特作用。”范周说。
  法国名城戛纳曾是一个小渔村。1939年,法国为对抗当时受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控制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而创办了戛纳电影节,让戛纳走上城市发展的快车道。经过几十年发展,戛纳国际电影节已跻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四大电影节之一,每年吸引超过30万人前来参加,给城市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良好口碑。戛纳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名城。在世界范围内,“浪漫之城”巴黎、“音乐之城”维也纳、“文学之城”斯德哥尔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化具有高附加值、高渗透特点,与金融关联、与科技嫁接、与互联网共生,是产业融合的重要推力。”范周指出,文化与经济相融合已成必然趋势,成为城市群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以杭州为例,近年来,杭州以其独特的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以及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传说为代表,注重传统市井街巷与现代生活的自然过渡,形成了独特的“钱塘繁华”和“休闲雅致”的外部文化认识,以此带动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文创产业成为引领产业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全市文创产业增加值达2500多亿元,增长21.2%,占全市GDP的比重23%。
  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彭劲松认为,以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城市群,在发生要素流动、商品交易以及其他社会交往中的交易成本或摩擦成本就会减少,利于维系城市群的发展和正常运行。比如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成渝等城市群,分别由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南文化、巴蜀文化所支持,在增强城市之间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填补“文化空白” 构筑“城市之魂”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等专家建议,面对城市群“文化缺失”状况,我国要扭转“重经济、轻文化”的城市群发展路径,推进城市规划理论方法和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法律法规保障,切实保护和传承城市文脉,努力构建“文化自信型城市群”。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和机制以及法律保障。以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为依据,不断完善文物、古建、历史街区保护、非遗、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各项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和规章制度,建立起城市文化保护与文脉传承的制度体系。
  二是推进城市规划理论方法和体制机制创新。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从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及城市科学、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等新兴学科中遴选专家,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研制与国际社会相对应的我国文化规划标准体系,为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提供科学理论和战略指导。
  三是坚持统筹协调,整合社会资源。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城市文化保护与文脉传承。实现资源、渠道整合以及保护、传承主体和方式多元化。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让城市文化“活起来”。
  此外,建立科学评估机制,实现动态管理。要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动态跟踪管理机制,做好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估,并根据评估反馈不断调整管理方式和政策措施。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家宣称面向“问题孩子”施教的“善和传统文化基地”不仅用棍棒体罚学生,还借着传统文化教育名号让学生学习反科学内容。学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基地”的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他本人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但他认为“我这是教学生如何做人,教这个是不需要教师资格证的”。
  在新闻报道中,不难看到这所学校教育的一些令人生畏的细节。学校老师使用戒尺打学生,并称“(我)曾经把一个学生打得站不起来,全身都是瘀青。”甚至还当着父母的面打,体罚也“经过家长同意”。记者向陕西渭南市合阳县教育局反映相关情况,得到了“已对‘善和传统文化基地’进行初步调查,查明其没有相关办学资质,属于不正规的办学”的回应。
  近年来,这种打着传统文化教育旗号而行违规办学之实的非法办学机构,不在少数。这些机构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地方教育监管不力以及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错误理解有关,同时也折射出家长对待“问题孩子”的焦虑。
  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传承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但现在有的打着传统文化教育的机构,却把糟粕当“宝”,比如棍棒教育。事实上,按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有体罚和变相体罚孩子的做法,都是违法的。但是,近年来,社会却出现对“棍棒教育”的崇拜,认为对孩子过度“赏识”,纵容了孩子的不良习惯,不能再对孩子让步,认为“赏识教育”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应该对孩子严加教育,该打就得打,或者送给某些机构去“管教”。当然,这些机构不需要对孩子进行什么教育,只需要敢打即可。
  出现这种情形,值得深思。赏识教育,并非是对孩子无原则的纵容,而是需要基于规则教育,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及时批评、矫正。但是,批评和体罚、变相体罚不能混为一谈,有的正常的批评,被舆论质疑为变相体罚,对教师上纲上线,导致教师干脆不再管学生,对学生的不良行为无原则纵容。而另外有的时候,有的教师则把批评等同于打骂,不打骂就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不知道批评的尺度在哪里。
  棍棒教育,不能视作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而是封建糟粕沉渣泛起,这对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提出调整要求。首先,不能认为机构提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就符合教育方向,要看其教育内容是否符合教育规律,不能让反科学的内容充斥在培训机构之中,更不能以假的传统文化教育败坏传统文化。其次,学校教育要重视学生的规则教育,规范学生的行为。比如,对学生进行校规处罚,应该成立学生事务中心,由学生事务中心调查、处理学生的违规行为,而不是由教师直接处罚,这就需要对学生进行规则教育和法治教育。再次,家庭教育必须回归做人的教育,而这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以前,传统文化教育中重要的一块是家教,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教育,比如尊敬长辈、不浪费粮食、诚实守信等。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知行合一”等,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可谓丰富。然而在某些教育机构的手里,却只剩下了“棍棒教育”,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曲解,更是对教育事业的伤害。